我的朋友俞祖成教授跟我说：万万没有想到，疫情后杀出经济困局的竟然是淄博。作为一名山东人，听到这话还是很开心的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山东人的名声并不是很好。

　　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2023年的淄博，竟然摧毁了我的一些成见。淄博，突然让我觉得既陌生又熟悉。淄博的烧烤，竟然把整个中国烧得沸腾，把整个网络烤得发烫。淄博成了我这个山东人心头的大谜团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，像淄博这样敢于做藏富于民的事情，敢于对一锤子买卖说不的城市，在山东并不多见。

　　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揣度，我们可以说淄博在2023年的出圈有很多原因。但有几个原因是让我这个山东人觉得刻骨铭心的。

　　淄博的烧烤由来已久，当其他城市在精细化管理的逻辑中依靠文明手段把烧烤“挤压”出城市空间的时候，淄博的烧烤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。我妹妹在淄博工作，她告诉我，当地政府一直没有以环保与精细化管理为由取缔烧烤。我觉得这既是淄博的雅量，又是淄博的温度。 

　　存活下来的烧烤只是一个前提，还不足以让淄博出圈。故有人说在疫情结束后，当地政府觉得被隔离在淄博的大学生们抗疫期间天天以盒饭为伴，受了不少苦，非常心疼，就请他们吃了一顿烧烤，日后这些可爱的大学生就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此事，直接促成了淄博这座烧烤之都的诞生。这个故事在淄博文旅局局长饱含深情的推介视频之中可以得到佐证。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淄博在2023年出圈的原因其实就是“仁义”二字，淄博烧烤的背后是“仁义经济”。这个故事就是缔造“仁义经济”的起点。其实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绝不是极端的自私与贪婪。我作为山东人，一直在思考，那就是山东人一旦把“仁义”转换成“仁义经济”，可能就会天下无敌。大城市的冷漠是规则意识的同义语，也可以说，大城市的冷漠是现代职业伦理缺失的表现。我曾亲眼所见，一个带着两岁小孩、推着童车的年轻妈妈是如何把小孩塞进车里，又是如何艰难地把童车放到出租车后备箱的。就是在年轻妈妈手忙脚乱、一边顾及孩子安全一边放置童车的时候，那位出租车司机端坐在驾驶位置上，表情极其冷漠，眼睛直视前方，刚才的事情与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当我想去帮忙的时候，年轻妈妈已经放置妥当，我看着这冰冷的一幕，心中不由地一阵悲凉。我们的城市怎么到了这个地步？我们的职业伦理怎么淡漠得像一张白纸？但在淄博，我看到的则是另外一幅景象。宏大烧烤场面的背后，是释放山东“仁义经济”的巨大能量，是展示山东人“仁义之风”的现代场景。 

　　淄博的出圈让我想到的另外一个现象，就是互联网时代“中心-边缘”体系的瓦解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已经没有固定、刚性的中心与边缘划分了，一座三线、四线城市也可以凭借独特的议题而成为“天下之都”，淄博不就是成了闻名天下的烧烤之都吗？这是互联网时代神奇的魔力，这也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人所无法想像的。当然，在互联网时代依靠某一议题塑造出来的“天下中心”可能是昙花一现，其很有可能迅速被替代，消解、融化在互联网巨大的泡沫中。但正如淄博人所言，即便是昙花一现，也要做最美丽的那一朵。 

　　如果淄博的烧烤以“仁义”始，那么淄博当地政府和民众则是不遗余力地以“仁义”撑，以“仁义”终。从淄博开始出圈到现在，淄博烧烤背后的“仁义经济”遍地开花、大放异彩。这样的一种仁义经济只有在山东才能生根发芽、才能一飞冲天。我敢说，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绝无生根之可能。因为像淄博这样的仁义经济，是需要很多条件的，如政府科学、理性的决策及其准确的定位、淳厚朴实的社会民情的养育以及利他主义精神的支撑等等。恰恰是这些条件是很多地方所不具备的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我作为山东人的直觉判断。 

　　时至今日，我们完全可以说，淄博的烧烤经济已经演变为改造政府、改造民众的仁义经济，淄博的烧烤也从简单的消费演变为社会关系的再培育、社会连接的再形成、社会关怀的再释放、社会互助的再涌现。淄博已经悄悄地从“烧烤之都”变成了一座“仁义之都”。作为从山东这块古老的土地走出来的山东人，我似乎有一种预感，只有当山东人把仁义转换为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、规则与制度的时候，山东的春天也就真正到来了。